澳门文学：昨天 今天 明天

澳门曾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前沿阵地，葡萄牙殖民者在那里统治了四百年，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澳门是一座赌城，是文化沙漠地带。

其实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。澳门不是文化沙漠，那里有文化，有文学——文学可追溯到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，明代以写《牡丹亭》著称的戏剧家汤显祖被贬广东之后，次年特地绕道来到澳门游览，把他对澳门的新奇印象写进题为《香山逢贾胡》等五首诗中。后来他还把“番鬼”（洋商人）、“通事”（翻译官）写进传奇《牡丹亭》。这是关于“香山澳”最早的文学记录。而比汤显祖早30多年的葡国大诗人卡蒙斯，也曾随船队来到澳门南湾的白鸽巢上，在几块岩石垒成的洞内写下了八千八百多行的长诗《葡国魂》，由此被文学史家称作“葡萄牙文学之父”。汤显祖与卡蒙斯一个来自东方，一个来自西方，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相继与澳门结下文学因缘，澳门文学史于是有了极富象征意义的开端。

不过，这些骚人墨客因躲避政治灾难或来观光旅游而留下的诗篇，只能称为“澳门的文学”，而非真正有澳门意义的“澳门文学”。现代的澳门文学，应始于“九·一八”事迹之后。那时，救亡运动激发了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，由此也催生了澳门文学。虽然这时的澳门文学带有宣传性质和功利色彩，显得比较稚嫩和粗糙，但这毕竟是现代澳门文学的萌芽。到了50年代，文学青年创办了油印刊物《红豆》后，澳门文学才开始生根。真正蓬勃发展，则是移民潮大规模掀起的80年代。

研究澳门文学，常常要碰到一个问题：澳门长期以来被外国人统治，在华人中有无由此产生出一种殖民地文学？回答是没有。以香港而论，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，也没有生长出一个为英国政府服务的英语文学的创作传统。葡萄牙人对澳门统治时间更长，但葡国文化在澳门格格不入。不错，澳门统治者推广过葡国文化，诸如建设教堂、建筑风格讲究葡式，还有什么腌海鱼的特殊做法“马介休”之类的饮食文化，但规模均不大。至于开办的葡文学校，也只有寥寥几间，且只收葡人子弟。到了80年代，澳葡当局又刮起推广葡国文化之风，以“保护文物”的名义大兴土木，修葺各类葡式建筑，还专门出版高雅的葡文杂志，翻译葡文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，但大都无人问津。这与葡文书刊价格不菲，读者承受不起有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对澳门的华文文学只好采取不资助（或少资助）、不干预的政策，使文学空间一直让华文创作占主流地位。澳门华文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由度极大，实际上是自生自灭然而又灭不了的状况下曲折地生长着、发展着。

葡澳当局推广葡国文化之所以达不到理想的效果，是因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，已在澳门深深扎根。要和它较量，葡国文化根本不是对手。其次是中国政府的强大，使澳门华人长期以来在国家认同上、文化认同上，并没有迷失方向。中原文化无疑比葡国文化更具魅力。此外，还有葡国对华政策某方面的让步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正是基于这个原因，在澳门居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，如哲学、宗教、道德及华夏文化深入到澳门的每个炎黄子孙中，这就难怪澳门文学一大景观是旧体诗词创作非常发达。这里有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，领唱者为名家耆宿梁披云、马万祺，另有中壮年诗人程远、谭任杰、冯刚毅、林佐瀚等。此外，还有青年新秀的崛起，使旧体诗词在澳门后继有人。他们出版的数种《澳门当代诗词选》，里面的精品完全可以与内地创作争一日之短长。

澳门的新诗创作，同样非常活跃。在1988年凤凰花树红了的季节，诗人们成立了五月诗社。据该诗社负责人高戈介绍：“五月的诗意在于澳门有点像火、像血那样红。据说，凤凰树是由葡萄牙海船在19世纪末叶运来澳门在二龙喉山坡种下的，如今到处都可以看到。五月里它们热情地燃烧起缤纷的火焰……”。五月诗社的创作，也像凤凰树那样彩色缤纷。据有人调查，澳门每平方公里就住着两位诗人，其密度均比台港地区大。从80年代以来，五月诗社出版了26册个人或数人合著的诗集，五本诗论和15期《澳门现代诗刊》，成为澳门最活跃的一个文艺团体。此外，90年代还新成立了以年轻诗人为主的“如一诗社”，其诗风和五月诗社接近。

澳门诗人主要有陶里、高戈、冯刚毅、苇鸣、李观鼎、流星子、林玉凤等。郑炜明编选的《澳门新诗选》，基本上反映了澳门新诗创作的概貌。

散文也是澳门创作的一支劲旅。澳门的散文由于多半寄生在报刊上，因而大多数是叙事与议论并重，尤其讲究知识性与趣味性。和香港一样，散文作家也在报纸上开专栏，但由于澳门报纸种类没有香港多，而散文作者又比新诗作者多，因而大都是几个人合开一个专栏，另还腾出版面供其他作者自由投稿，而不像香港报纸那样完全实行“井田制”，不容外人插进。澳门的散文作者有李鹏翥、凌棱、鲁茂、林中英、徐敏、穆欣欣等等。他们的散文或写事抒情、感世忧时，或针砭时弊、怡情益智，多发表在《澳门日报》“新园地”和“镜海”副刊上。

澳门的小说创作，比诗歌、散文略逊一筹，但仍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以连载小说而论，为《澳门日报》写连载小说时间最长、作品最多的是鲁茂，他的作品《蒲公英之恋》，通过三个女工不同的生活道路，折射出澳门的社会面貌。后起之秀周桐，最初写的连载小说是以澳门女文员生活作题材的《八妹手记》，手法还不够老到，但由于内容新颖，有较强的可读性。到了《晚晴》，她的作品走向成熟。她80年代末出版的《错爱》，是澳门小说出版史上出现的首部长篇。经过8年奋战，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集《白娘》。她写了30部才出了2本，由此可见，在澳门出版长篇小说之难。林中英则以短篇儿童小说见长。她的《爱心树》，对儿童心理观察入微，笔法细腻，很有儿童情趣。她和寂然合出的短篇小说集《一对一》，在改变传统技法上作了极大的努力。这里要特别提到寂然，他所写的17篇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，还有一个系列小说《月黑风高》，不难看出他所选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技巧的独创性。另还有文坛新秀梁淑琪的作品，用意识流渗入写实法，取得澳门首届文学奖冠军。陶里的小说《百慕她的诱惑》，在吸取西方现代主义魔幻等创作手法方面，作了大胆的尝试。

90年代澳门文学创作丰收，和澳门文学社团与期刊的技持分不开。澳门最大的文学社团为澳门笔会，其会刊《澳门笔汇》，是一个严肃文学刊物，既登创作也登评论，在繁荣澳门文学创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五月诗社的《澳门现代诗刊》，也培养了像林玉凤那样的文坛新秀。澳门写作学会的《澳门写作学刊》，是两岸三地独一无二的写作理论刊物，发表了不少高水准的研究写作和评论澳门作家作品的文章。澳门大学的《蜉蝣体》杂志，以登创作为主，在活跃校园文化活动方面贡献良多。此外，澳门基金会出版的《澳门短篇小说选》、《澳门新诗选》、《澳门散文选》、《澳门文学评论选》以及《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》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澳门文学，提供了完备的资料。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澳门文学研讨集》，则是1997年由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主办的“澳门文学的历史、现状与发展”研讨会论文集，收入两岸三地学者研讨澳门文学的众多论文，为建立“澳门文学形象”做了奠基工作。

通常说“港澳文学”，其实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有相同的一面，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今天的澳门文学，已与香港文学分道扬镳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：

一是写实性。澳门是一个国际性城市，也有多元文化的存在，但文化层次与香港不完全相同。以西方文化而论，在香港是一个强势，而对澳门来说，则是个弱势。在澳门，葡萄芽语是官方语言，但它很难渗透到华人学校。直至目前，绝大部分澳门华人仍对葡文葡语一窍不通。

从80年代起，澳门知识精英大都来自内地，少部分来自澳门大学。无论是内地还是本地培养出的知识精英，都心仪中原文化，其次才是英美文化和日本文化，葡萄牙文化则根本排不上队。澳门不像香港全方位开放而是半开放半封闭，故作家们的创作方法深受内地影响，现实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，如澳门最主要的文类散文所流露的道德观点属儒家，而处世态度则接近道家。叙事议论以传统写实为主，意识流手法运用得不普遍。小说创作情况也差不多，如以澳门炮竹工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《万木春》，就是长篇写实小说。周桐亦属现实主义小说作家。林中英小说的手法亦明快质朴。黄淑媛、陆美嫦等青年作者，也爱用写实主义去表现澳门的现实问题。

二是包容性。澳门文学以华文创作为主流，另有土生文学的存在。所谓土生文学，就是土生葡人用葡文写出的作品。长期以来，人们把土生作品看作是葡国文学的一部分，而不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。到了90年代，由于面临澳门回归，大量的土生葡人将留下，因而人们才将其视为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族群，土生文学由此也被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。

土生葡人作品数量不多，但有影响较大的作品。如生在澳门、长在澳门的飞历奇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爱情与小脚趾》、《大辫子的诱惑》，虽采用了西方视角，但从题目到内容都充满了东方情调，与澳门华人作家的作品风格大异其趣。广义的澳门文学，便由华人文学与土生文学组成。它们长期共存，互相竞争。

在新诗创作中，无论是采用五四以来新诗传统写作的“新诗派”（如冯刚毅、云力、胡晓风、汪浩翰等人），还是深受内地朦胧诗影响的高戈、流星子、淘空了以及借鉴台港现代诗手法的韩牧、陶里、玉文的“现代派”，抑或以苇鸣、懿灵、凌钝为代表的“后现代派”，他们彼此之间均注意共存互补，这三派代表着澳门诗歌的形象。

此外，旧体诗词与新诗创作并存不悖，由此而形成澳门诗歌创作多元发展的局面。

澳门还有外来作家与本土作家之分，但不像香港“南来作家”与本土作家基本不相往来，而是相处得较融洽，以至不分彼此。

三是温和性。澳门社会经济结构比较简单，不像香港有多种政党和各种政治派别。澳门没有政党，每个职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社团，但不像香港有两派政治势力在明争暗斗。这些社团绝大部分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，以爱国为主导倾向。另一社会结构支撑者是天主教，他们以堂区传教和“牧民”模式从事社会活动。再加上澳门人口不过40多万，对外联系远不如香港活跃，是被人们认为“街上两条狗打架也会变成大新闻”的小地方，因而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比较和谐。这反映在文化上，便是没有中学与西学之争，中葡文化也极少产生冲突。在文艺主张上，如前所述，有传统派与现代派的存在，但作家们都是各写各的，很少有人扯起旗帜搞党同伐异的论争。在创作上，散文给人的印象正如陶里在《澳门文学的再观察》中所概括的是“情意单纯，人情温馨”。小说创作也多半写家庭、写爱情，写婚姻，写个人命运，很少有作家去写重大题材，不似香港围绕“九七”出现众多回归热的作品。这诚然有它的局限性，但从某方面来说，温情脉脉正是澳门文学的一大特色。

在文学评论上，评论家们均一派君子风度：温和、谦让，极少打笔仗，评论重阐释轻质疑，重评析轻导引。这是尊重创作个性的表现，但由此失却了批评的自信力与战斗力。